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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

论党的十九大与延安精神

文章来源:当代网 点击:时间:2018-06-24

论党的十九大与延安精神

 

 

党的十九大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前瞻性地规划升级了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确立了我们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再一次历史性飞跃。它表明历经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艰辛探索,我们的党和国家事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且又一次聚焦到了一个划时代发展的落脚点、转折点和出发点上。

回望党走过的96年光辉历程,13个春秋的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真正落地而中国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成熟时期,它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进程,它所孕育出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则对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里程碑意义。毋庸置疑,它是我们党和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落脚点、转折点和出发点。

论及党的十九大与延安精神,从其“落脚点”、“转折点”和“出发点”所蕴含的意义,我们就能真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不枯竭的理论创新活力,就能真切感受到我们党始终能及时而准确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就能真切感受到基于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的主体性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主动担当。

一、所谓“落脚点”就是指对以往历史的提升和突破而最终形成开创性的思想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而且总是在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关头,把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作为突破口,总是在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励精图治、攻坚克难, 才孕育了我们党和国家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事实说明,尽管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和沉重的。直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从局部性改革推进到整体性改革;由感性改革推进到理性改革;由渐进改革推进到渐进改革与快速改革相结合的改革;由增量改革推进到分配同步相结合的改革。所以,五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全方位和开创性的;所发生的变革是深层次和根本性的;所产生的影响深远而重大。辉煌的成绩足以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最为核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来推动而形成的。这是一个成体系性的伟大成果,是对近40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提升和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再次飞跃。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可以清晰地看出,从强调以经济为主题的局部改革,嬗变到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发展的走向对内更加整体、理性和公平;对外更为自信、主动和同步。党的发展路线嬗变逻辑,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表明我们党始终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标准,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终极目标,也进一步阐释了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对现代社会批判的理论自觉,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特点。

国家实力的增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改革能力。通过改革及时发现政策中的错误并纠正,通过改革不断突破发展中的阻力和障碍。事实证明,正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要求,使作为实现途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立于时代前沿和与时俱进,也显示出我们党经历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后,现在越来越主动而明晰地把握着改革的方向、节奏和力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强大生命力的鲜活魅力。

习近平同志早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位和解读,赋予其“中国化”特定的内涵,即把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实践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落地而中国化,并推动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方向性指导,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凸显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政党建设重要的奠基意蕴。

事实证明,我们党在未到达延安之前,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认识上还很肤浅和幼稚。显然,自从在延安时期的特定历史境遇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局部执政的特殊性出发,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总结并做出了结论,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既指导中国革命走出了历史困境,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最终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影响了世界格局,而这一切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延安精神也正是我们党在这一黄金时期不断丰富和发展而形成的。

延安黄土高原这块土地是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发源地,它包容涵化了异域的先进文化和理念,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看成一种革命理论,更是看成一种契合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先进文化,看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融合和再生。所以,延安精神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政党文化更多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血肉联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性格、精神、思想、形象及内在的气质。它表明,延安精神以其独特的政党文化社会化途径,实现了我们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社会凝聚、整合、解释、传承的功能,以及对社会文化的示范价值和转化价值,为我们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了思想枷锁,开拓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质的发展道路,凸显了日益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独立开辟新时代的矢志追求。

综上所述,用“落脚点”来概括我们党96年光辉历程中最具扭转乾坤意义的两个时代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落地,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第一次思想理论的成熟,正是在延安十三年里完成的。习近平则作为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新生代,也是在延安七年历练和考验中走出来的。所以,延安精神无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厚重底色和历史起点,而深蕴其中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又一次飞跃,而且两个时代的主题升华也都表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三个基本问题,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到哪里去”。同时,它也启示我们必须打破陈旧观念的束缚,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破除惰性,坚决抵制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学懂弄通做实的路线方针政策,仅仅高调空喊口号,或出于惯性和不自觉执行的机械主义行为要坚决杜绝。

二、所谓“转折点”就是指对形势发展的方向性变化或质的变化而起决定作用的事情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能否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从我国社会实际状况出发,在诸多社会矛盾中和矛盾全局中敏锐地抓住整个系统的关键支点,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问题的一条成功经验。

国际媒体普遍认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涵盖了中国继续发展面临的所有决策和涉及的所有挑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势必带来很多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当其发展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便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判断,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总结与升华,也是对近40年来改革发展成果的历史回应和对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回应,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精准定位。所以说,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形成的主要依据,也表明我们党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上升到了新的理论水平和实践高度。

毋庸置疑,捕捉到这一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确立现实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正在形成的历史特点,紧扣矛盾转变这个主题进行思考,着眼点不偏移,思路不能窄,这不仅是观察处理一切问题的客观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际依托。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实际变化,用“新时代”加以判断,不仅反映了今天变化了的现实,还揭示了这一现实变化的深层逻辑,即历史大转折的时代特点。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悄然之间经历了急剧的转折,国家命运日渐清晰,民族复兴指日可待。我们也将会毫无疑问地将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关键的转折表明:中国即将迈入当代文明强盛大国的洗礼。显然,我们国家的崛起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或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现象。它的崛起代表了东方文化和中华文明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强烈碰撞和冲击。中国的崛起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等,开始全面地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前进的动力。我们党和国家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从把握时代到不断引领时代,就在于能够把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依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分析,科学辩证地联系起来,在传承中发展,在变革中创新,这正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生动体现。

认真领悟延安精神形成的背景及内涵,就能够真切体会到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李家窑写就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提出的人民群众观、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民主思想和矛盾观点的正确性;就能够真切体会到1938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审时度势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并率领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其原因在于敏锐把握与回应了整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长,创造中国文化现代精神,以及如何认识和化解我党在抗战初期对日作战、国共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这一历史性课题。这一时期也恰恰是党的96年辉煌奋斗历程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

主要矛盾中蕴含着根本问题。在延安时期特定历史境遇中,由于抗日成为中国政治的第一根本问题。民族爱国主义情绪和文化复兴思潮极具高涨,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民族性的自觉理性。毛泽东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明:我国的未来的发展必须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不动摇。也就是说,针对于中国现实情况所进行的社会发展,首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指导,坚定马克思主义模式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事实上,也正是在实践中提出和解决一整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历史进程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实现了现代理性与民族智慧有效的契合和融合,形成了一种以毛泽东思想为其主导意识形态,以延安精神、延安作风、民族主义的情感、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组织原则,不仅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政治意蕴,还可以厘清我们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民族化的历史轨迹。

当然,考察延安时代这一特征的成因,我们不能忽视主要矛盾在这一时期异常尖锐激化的情况下,我们党始终毫不动摇地把握着民族独立这一主旋律,一方面依据自身特点,稳妥处理党内各种矛盾,加强党的建设,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地位最终确立与巩固,全党达到空前团结与统一;另一方面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爱国主义旗帜,推动和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人民大众参加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高潮。直到1948 年3月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结束了延安时代,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转折的到来。

总而言之,“转折点”表明新的时代需要研判和标注发展方位,新的矛盾需要取舍和校正前进方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向我们揭示:除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保持清醒认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以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主要内容,要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实现途径,要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为动力和检验标准,而且必须要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启示我们,历来都是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为判断社会阶段变动新特点的重要依据。当前,如何推进发展的平衡和充分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和民生工作的着力点。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展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继续前行的眼光和胆略。

(作者石杰 陕西省渭南市人民政府干部)

(本文发表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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